| 【大河法律网讯】
历时15个月的许如辉（水辉）家人许文霞等为许如辉创作的戏曲音乐《为奴隶的母亲》、《妓女泪》、《龙凤花烛》等被侵权使用，控告上海沪剧院汝金山、中唱厂、扬子江音响公司侵犯著作权两案，已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23日结案。法院宣判控方指控的汝金山等侵权罪名不成立，控方败诉。法院还宣判许如辉的作曲署名权归本案控辩双方之外的杨飞飞所有。消息传来，令我大为惊愕！
许如辉先生是中国早期流行歌曲和电影音乐的开路人之一；抗战前和整个抗战期间在极艰难的生存条件下对国乐的贡献，显示了他的民族气节；战后全力投入戏曲音乐特别是沪剧的创作，《为奴隶的母亲》、《妓女泪》、《龙凤花烛》、《家》等作品，道尽了他对底层百姓的不平和同情; 而他艰难屈辱的晚年，更令今人扼腕兴叹。许如辉先生人品和作品的统一，使他成为令我尊敬的音乐先辈，因而我也关心他的家人提出的这两起诉讼案。但败诉消息传来，令我惊愕的倒不是由于对他人品和道德的敬仰而深感委屈，而是感到这两起判决内中的蹊跷。在此我必须写出自己的看法，提请大家共同关心。
一件纠纷走上法庭，便要接受特殊的解决方式。法院调查、法庭辩论、法院判决，过程是极其严肃甚至是严酷的。面对控辩双方的竭尽全力的自卫辩护，办案所依据的不是控辩双方的口才，也不是世俗的道德标准，更不是人多势众的民意调查，断案依据的只能是证据！证据！！证据！！！
有证据，儿子可以告倒老子；没证据，被人无辜捅一刀，也只能自认晦气！对这根本原则，中外法律毫无例外，即所谓“重证据而轻口供”。
我对许如辉戏曲音乐案的判决感到蹊跷，就集中在于“证据”两字。完整的说，就是“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严重的不对称，一方甚至使用了无效证据”。
没有证据的控词或辩词，法庭不予受理，不予讨论，这是办案的基本原则。根据报道，维权方为证明许如辉先生为《为奴隶的母亲》、《妓女泪》、《龙凤花烛》、《两代人》、《白鹭》、《茶花女》等作品的作曲者，呈交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文字材料，如：演出广告、剧本说明书、残留曲谱等，上面清楚写明“水辉(许如辉)作曲”，两起案件的文字证据高达几十件之多。而侵权方提供了什么文字证据呢? 一件也没有,只有口头证词。但奇怪的是，胜方却是侵权方？
证据必须是直接证据，即文字证据或直接相关的其他物证。而假设、分析、推理、猜测，只能算是提供线索，但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据此所写的证词、更无法律效力。但在控（维权）方大量文字证据面前，法院只请辩（侵权）方几个人听了几段唱腔作对比分析，就打倒控方提供的全部物证，得出了杨飞飞口头申诉的结论，创作权归她所有。21世纪的中国竟有这样断案的?
对待证据还有一条称之为“无矛盾原则”，即提供证据必须前后一致，不允许因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那种“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的证据，只能自己打倒自己。面对证据应无矛盾原则，这两起诉讼案的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就犯了一个低级的、常识性的错误：几十年来，有关剧目的资料上都写明水辉（许如辉）作曲，这些都是公开的、大量发行的，却从未听到杨飞飞和其他被告人的任何形式的异议；几十年后出VCD时，许如辉的名字却换成另外人；许如辉家人提出诉讼了，却由杨飞飞出来宣布是她创作的，而法院也居然判给了她！请问杨飞飞(也请问法院)，如何解释你这几十年一声不啃？杨飞飞你作为沪剧界名演员，不可能不看到这些演出说明书、演出广告。杨飞飞你还是当年剧团团长，那么这批说明书和广告，没有你的默认，是不会对外公布的。因此我的疑问是，几十年来杨飞飞你怎么不出来声称那些都是你作曲的呢?
说到底，对任何案件，法院的审判就是对各方提供的证据有效性的审判。法庭辩论就是对各方提供的证据可靠性的辩论。现在许如辉的家人不服一审判决，已向上海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我看问题也就是辩方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因此法院该做的很简单：要求被告方必须严肃认真的看待证据的重要性，并负责任的提供前后一致的、法律有效的证据，以供二审法庭依法断案。要求双方的律师做的也很简单，督促己方尽最大可能向法院提交法律有效的文字资料。做到了这一些，正确断案并不难。
我们都在等待着！
作者：忻鼎稼，原上海復旦大學計算機科學系教授，法国土鲁兹大学信息科学系教授， 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信息科學部專家顧問，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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