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小莹

牵涉吴英案的债权人名单逐渐浮出水面。

记者从两名消息人士处获悉，东阳与义乌警方手上已经掌握了一张吴英背后的债权人名单。名单上50万元金额以上的义乌债权人有103人，加上东阳债主，共有137人，有的涉及金额上千万元。

该名单透露的信息显示，其中资金来源几乎都来自义乌。“上榜”者包括之前从未曝光的义乌企业主，甚至有义乌本地官员与此案有染。

“这份名单一旦公布出来将引起很大震动。”一位证实此消息的人士表示，103人中很多都是官员。

东阳当地人士认为，吴英这起非法集资案与之前的“台会”等集资形式不同，牵涉到的普通居民不多。但牵连出如此众多的官员令人惊诧，其背后还有什么隐秘的资金运作模式尚待案情的进一步明晰。

官员的影子

记者经过多方打听，确认名单中当地官员有义乌市公安系统的某队长，义乌市政府某官员。另有浙江省政府的一名处长涉案，该处长与吴英案中被捕的杨姓律师有涉。

确认上述官员涉案的消息人士非常谨慎：“有一些是本人，有一些是他们的亲属。”该人士并表示，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部分官员涉案的金额在千万元以上。

在义乌等地，一般说来局长及以上官员名义收入大约在10万元左右，而灰色收入则大大高于这个数字。他们投资的渠道是持有企业股份或者出租商铺。

知情人士介绍，在一般情况下，有些官员会将大部分收入投入朋友的企业，并以亲属的名义在企业中持有股份、取得分红。

在他们看来，这样看得见收益的投资方法较之投入股市更为可靠，他们手中的权力也可以为这种投资提供一定程度的庇护。

另一个通道则是投资义乌当地最为稀缺的店铺资源。不少官员都在市场上有摊位，“一年坐收10万租金没问题”。

但吴英案表明，问题并不像上述投资方式那么简单。

“不排除这些官员的钱部分来自于当地金融机构。”一位当地媒体的资深人士推断称。

佐证此观点的另一消息是，义乌市另一家金融机构——农村合作银行被传牵涉其中，有消息人士称该行有两亿元以上的资金流出并通过中介人及上述机构最终流向吴英。

记者向该银行办公室陈姓副主任求证此事，其否认了资金从银行直接到吴英的可能性，但对于是否经过贷款企业或者贷款人再流入吴英处，他表示要问此案经办机关。

另有分析认为，已知涉案人员中，部分资金来源与寄售行有关。

在浙江义乌和东阳地区，寄售行随处可见。据本报记者在东阳市区街头所见，各种称呼的寄售行如“胖子寄售行”、“小弟寄售行”等，最密集处每隔三四米就有一家，整条街上15家之多。其门面比典当行还大。

这些寄售行以高利回报为诱饵非法集资，甚至偷偷发放贷款，有的甚至成为销赃的场所。

“与以往的非法集资不同，吴英牵涉的人并不多，但如果资金量这么大，又牵涉官员，性质就十分恶劣了。”长期研究民间借贷的专家、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评价说，吴英的借贷与以前发生在温州等地的“台会”不同，没有牵涉成千上万的普通百姓，而是一些在当地有身份的官员和企业，“资金背后的来源亟须追究”。

“如果这些官员的钱都来路很正，吴英出事后，他们为什么没有去挤兑，反而连面都不敢露？”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表示。

能达利涉案？

亦有消息人士称，浙江能达利集团老板陈溪见也有亿元的资金量牵涉其中。包括能达利在内，义乌市大陈镇等两个镇的服装企业共有7亿-8亿元资金集资在吴英名下。另有某官员也向本报记者证实能达利老板确实涉案。

但能达利办公室主任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能达利与吴英之间并无账目往来。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些资金与上市公司有涉。

陈本人在吴英案发后对媒体否认与此有关。此后媒体记者再也联系不上陈溪见。

公开资料显示，浙江能达利集团的主营业务是纺织业，旗下公司在新加坡和德国的交易所同时挂牌上市，是浙江唯一在海外两个国家同时上市的企业。除了服装业，2006年陈溪见还联合其他三名义乌商人涉足民营航空业。在这家名为钱塘航空的民航企业中，陈溪见一人持股比例就达到40%，资金之雄厚令人炫目。

而该企业所在的义乌市大陈镇，从上世纪90年代起便有“中国衬衫之乡”之誉。当时在整个镇上诞生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千万富翁。能达利则是该镇诸多服装企业的龙头老大，在进入义乌的高速公路上，远远就能望见能达利的巨幅广告。

“第一次他就给了吴英一个亿，没多久吴英就还了4000万利息，之后资金来往规模就更大了。”一位义乌当地金融圈的资深人士透露了陈溪见和吴英之间的第一笔往来金额。

但记者进一步查阅资料发现，浙江能达利集团2005年全年的销售额为5亿元左右，其中的利润仅为500万元。

“纺织业是一个利润很薄的行业，利润率在5%左右，以他现在的企业规模，个人是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集资的。”上海一大型纺织企业的投资部门负责人分析说。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